精神·胸襟·素养

钱中文先生新近出版了《文学理论：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》，我读着它，想着新时期20年来中国文学理论所走过的路，心里涌起一种无比欣慰的感情。中国新时期20年来的文学理论取得了很大的进展，一批同行在文学理论这块园地里辛勤耕耘，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钱中文这本书以他的不懈追求的精神、宽阔的胸襟和深厚的学养，清晰地深入地描述了新时期文学理论跋涉的过程，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总结，一个前沿性的总结，一个深刻的总结。不仅如此，更重要的是在这本著作中，钱中文先生经过深思熟虑，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，鲜明地提出了“新理性精神”和文艺学的“现代性”理论。同许多只是一味介绍西方或古典文论的书籍不同，同西方旧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不同，同西方的“新感性”不同，钱中文提出了属于中国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观点和理论，这是我们自己的声音。我们国家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并正在神速前进着的国家，我们要有自己的理论建树和自己的文学精神。我认为钱中文的“新理性精神”和文学理论“现代性”理论，是可以视为一种当代中国的重要的理论建树和文学精神。

拿钱中文的“新理性精神”来说，我认为是一种植根于我们国家的植根于我们时代而提出的文学精神。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，商业大潮滚滚，成就与问题并存，理想丧失了它应有的光辉，人的精神变得越来越平庸和俗气，文学的优秀成果的芳香与文学垃圾的恶臭同在，钱中文提出以“新的人文精神”为核心的“新理性主义”是适合时宜的、有的放矢的、深刻有力的。文学的确不可能拯救社会，但文学可以用“新理性精神”来对抗人的精神的平庸和堕落，文学可以用积极的向上的精神来解释人生。我特别欣赏钱中文先生如下一段话：“当今的文学艺术，要高扬人文精神。要有使人所以为人的羞耻感，同情与怜悯，血性与良知，诚实与公正，不仅成为伦理学讨论的课题，同时也应成为文学艺术严重关注的方面。以审美的方式关心人的生存状态、人的发展，拯救人的灵魂，这也许是那些有着宽阔胸怀的作家艺术家忧虑的焦点和立足点。”（第349页）这是现今真正的文学精神的点睛之笔。这也是我们的文学的价值取向所在。

我这里还想说的一点是，新时期以来，在一些人的眼中，在一些场合，在一些刊物上，认为创作是产生意义和价值的，是了不起的，而批评和理论就似乎不算什么，似乎就不产生意义和价值，似乎赞扬作家的创作怎样都不为过，年轻人一旦挂上作家的头衔，一片赞美之声，就很快出文集。文学理论似乎完全是寄生性的。再好的著作也引不起别人的注意或只能引起很少人的注意。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。实际上，文学理论和批评著作，只要是好的比较好的，本身也是文本，经过阅读也同样产生意义和价值。像钱先生这个文本，它的思想蕴含是很丰富和深刻的，为什么不可以宣扬一番呢？文学理论文本是独立的，它的意义与价值并不比创作差。还有，对于西方的当代文论著作的翻译和介绍，被一些人认为那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，似乎一切都好。而我们自己的文论著作似乎就没有意义，似乎一无是处。钱中文先生这本著作也评述了不少外国文论著作，但他能以锐利的眼光，实事求是的精神，分析、评论和批判，好处说好，不足处说不足。不排斥，也不盲从。这种态度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。这本身就是意义和价值所在。我们切不可自己看不起自己。我们搞理论和批评的同行在面对创作界和外国的文论家时，要有一种意识，我们自己不寄生于任何人，我们的文本也是产生意义和价值的。在这一点上，钱中文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。他在本书的“跋”中说：“思维不是重复他人思想的工具，而是自有生命，是生成思想的手段。”我们的确要加强这种意识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任何什么文论著作都能生产意义和价值，这起码还需要两个条件，一个是学术的视野和胸襟，一个是学术的素养和功力。恰恰在这两点上钱中文先生显示了他的学术实力。

钱中文先生的学术的视野和胸襟是宽阔的，在中外众多文论流派和方法面前，他始终强调交往与对话，主张一种亦此亦彼的精神，同时又不丧失自己的原则。他的“新理性精神”和文论的“现代性”都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。他在文论的原野上能放眼世界，不保守，一切有益的成分，他都欣然肯定，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。他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，但正是他率先提出了“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”命题。他没有那种“全盘西化”的思想。他的视野和胸襟的开阔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。